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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一样的艺术，人家可以卖艺，而我写作却想卖也卖不了，人家往路边一坐唱几首歌就是穷困的艺术家，而我往路边一坐就是乞丐。答案是：他所学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会的，而我所会的东西是每个人不用学都会的。

老夏马上用北京话说：你丫危急时刻说话还挺押韵。

当年春天，时常有沙尘暴来袭，一般是先天气阴沉，然后开始起风，此时总有一些小资群体仰天说：终于要下雨了。感叹完毕才发现一嘴巴沙子。我时常在这个时刻听见人说再也不要呆在这个地方了，而等到夏天南方大水漫天的时候又都表示还是这里好，因为沙尘暴死不了人。

所以我现在只看香港台湾的汽车杂志。但是发展之下也有问题，因为在香港经常可以看见诸如甩尾违法不违法这样的问题，甚至还在香港《人车志》上看见一个水平高到内地读者都无法问出的问题。

我说：行啊，听说你在三环里面买了个房子?

老枪此时说出了我与他交往以来最有文采的一句话：我们是连经验都没有，可你怕连精液都没有了，还算是男人，那我们好歹也算是写剧本的吧。

我浪费十年时间在听所谓的蜡烛教导我们不能早恋等等问题，然而事实是包括我在内所有的人都在到处寻找自己心底的那个姑娘，而我们所疑惑的是，当我喜欢另一个人的时候，居然能有一根既不是我爹妈也不是我女朋友爹妈的莫名其妙的蜡烛出来说：不行。

第二笔生意是一部桑塔那，车主专程从南京赶过来，听说这里可以改车，兴奋得不得了，说：你看我这车能改成什么样子。

我最后一次见老夏是在医院里。当时我买去一袋苹果，老夏说，终于有人来看我了。在探望过程中他多次表达了对我的感谢，表示如果以后还能混出来一定给我很多好处，最后还说出一句很让我感动的话：作家是不需要文凭的。我本以为他会说走私是不需要文凭的。